为了提前分析谋划我省“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和发展重点，为我省科学制定“十三五”规划提出意见建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今年初围绕我省“十三五”时期总体发展思路以及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提前布局，部署了“广东‘十三五’发展展望”系列课题研究。最近，省社科院在广州举行了“广东‘十三五’发展展望”研讨会，汇报了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10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等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省社科院院长王珺作了“广东‘十三五’总体发展思路”主题报告。本次研讨会在我省率先开启了“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研究讨论，汇集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对我省未来发展的真知灼见与意见建议，促进了“十三五”规划编制主要部门、工作人员与专家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启发了“十三五”规划编制的新思路，为我省“十三五”规划编制提供了良好基础。本报摘要编发专家学者的精彩观点。
将产业分类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
广东可以将产业分为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退出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
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原副行长）
广东人均收入目前只有发达国家的1/3，要实现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主要靠两条途径：一是技术进步，二是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是在产业内进行技术上的创新，产业升级是把现有资源重新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行业。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产业升级，都应该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实现二者的必要制度条件。
其中，有效市场的作用在于把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转化为准确的价格信号。企业家在价格信号指引下，会不断用相对充裕（廉价）的要素替换相对稀缺（昂贵）的要素，由此实现技术进步。企业家还会想方设法进入到主要使用相对丰富的要素的新产业中，实现产业升级。
政府的作用在于弥补由于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这种外部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为创新活动提供足够的风险补偿，激励更多的企业家去做创新先行者。二是解决创新升级过程中企业家自身无力解决的困难，例如培训高技能劳动力、提供与新产业特性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法律制度环境等。
建议广东省可以将产业分为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退出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对于还处于追赶位置的产业部门，产业政策重在帮助国内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和对外招商引资；对于广东已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产业，政府应该支持高校从事相关的基础领域研发，支持企业组成公共平台开展研发活动。对于广东已经逐步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向海外转移，把原来的GDP做成GNP，这需要政府为企业提供海外产业转移所需要的知识人才帮助；对一些已经具备弯道超车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扶持重点应该是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最后，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并不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的思路发展，广东具有产业配套优势，应该积极争取国家扶持，加大发展力度。
广东应该在服务业发展水平上领先全国
对广东服务业发展四点建议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三五”是我国转型升级的历史性关键节点，增长、转型与改革高度融合是“十三五”的基本特征。经济转型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产业的转型升级，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这是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第二是城镇化的转型升级，这里既包含城镇化率的提高，还包括以公共资源配置为重点推动中小城镇发展，形成以城镇体系支撑的区域一体化；第三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中国消费结构正处于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转变、从物质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转变的历史拐点，初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应该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方向。
中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结构性缺陷，生产性服务业只占整个服务业部门比重的15%，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是阻碍中国制造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重要原因。在“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加快推动服务业市场的发展，打破服务业的行政垄断，放松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的社会资本的市场准入条件，同时加快推进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进程，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
对广东服务业发展有四点建议：一是广东应该在服务业发展水平上领先于全国；二是广东应该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上有作为；三是广东服务业贸易应该加快与香港的直接对接；四是广东应该在“一带一路”新格局中寻求服务业发展的新路子。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十三五”规划重点任务
广东“十三五”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应从六方面考虑制定实施目标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十三五”期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需要明确两大目标：一是体制机制的建设目标，以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二是定量控制目标，对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消耗三个方面建立定量可考核的指标体系。
“十三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态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二是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包括生态治理、生态建设、生态经济、生态空间和生态社会五大部分；三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这是“十三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分为市场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两大类。
市场制度应从三个方面来设计：一是资源与环境的产权制度，功能在于明晰自然资源和环境产品的产权主体，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二是交易制度，功能是建立环境资源交易市场，引入环境的第三方治理；三是建立价格制度，功能是充分考虑供求关系，体现政府引导和公众参与，建立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
政府管理制度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激励制度，包括生态补偿制度、相关财税制度、金融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第二是约束制度，包括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重要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制度、源头保护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生态红线制度、总量控制制度、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污染物排放强制保险制度八大类；第三是相关管理体制，包括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国家公园体制、污染物排放检测预警制度和公众参与体制；第四是问责制度。
广东“十三五”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应该从以下六方面考虑制定实施目标：一是经济发展速度对生态文明的影响；二是结构变化对生态文明的影响；三是人口和生产要素变化对生态文明的影响；四是广东省资源环境在“十三五”期间有什么变化；五是国家目标对广东将产生什么影响；六是制度环境新变化对广东的影响。
激发社会活力是推进下一步经济改革的前提
必须建立与市场机制相匹配的社会机制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目前我们没有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解释清楚。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它的参照系是基本清晰的，我们是按照国际的一般规律来发展市场。但在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国没有明确的参照系，需要我们不断摸索。在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对政府和社会关系重新加以认识。
市场与社会具有统一性。市场和社会有一个共同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老百姓具有充分的参与性。市场最大的优点是人们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中国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形结构，虽然大家都在往上爬，但其实真正能往上爬并顺利实现地位上升的人不是特别多。市场存在的基础是社会信任，没有社会信任就没有真正的市场。我们现在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社会发育不充分导致市场不能更好地发展。因此，必须建立与市场机制相匹配的社会机制。
要把社会发展好，就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思路，来推进社会治理。政府要理清自己应该干什么，一些不该政府管的事情，政府就不应管，而是让社会来管。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要培育一个让居民能够跟政府建立沟通的桥梁。在推进市场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应配备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市场改革就没有办法实现。行会、协会、商会其实就是这种相应的配备，是市场改革重大的、必需的支撑条件。
与全国的情况比较，广东的社会发育有一定的优势，在社会体制改革上也很有优势。在“十三五”时期，广东可以作一些积极的贡献，即继续发挥社会发育相对充分的既有优势，更大地激发社会活力。很多研究证明，中国经济的潜力还没完全发挥出来，如果通过社会体制改革使每一个老百姓都有活力的话，这个改革就成功了。如果老百姓都认为改革与自己没有关系，改革就很难推进。邓小平的每次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效果，最主要一点就是受益面极其广大，比如最初的改革开放，受益者达到了七八亿人。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就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让老百姓能更多地参与进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让社会有活力。社会有活力实际上恰恰是经济改革得以推进的前提。如果社会没有活力，经济一定不会很好地发展下去。
延续文化传统 建立文化自信
要建立文化自信，当务之急一是要延续文化传统，二是要有自己真正的核心价值
万俊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化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起到最持续、最重要、最根本的作用。如果说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是百米短跑，文化则是万米竞走，需要韧性。掌握制定规则、改变规则的话语权需要文化支撑，进行高品质、智能化、技术化的经济转型，背后也需要强大的经济文化、商业文化和科技文化作为支撑。若文化的发展后劲乏力，广东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迟早会被其他省份超越。
若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积极的认知和信心，在其他方面就不可能具备自信。然而，文化不自信的问题从近代历史开端就一直困扰着中国。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国人遂产生焦虑心态，开始寻找落后的原因，起初归因于技术，接着归因于制度，最后全部归结于文化。自近代以来，国人就对自己的文化充满怨恨、失望，甚至是批评和否定，患下间歇性的文化自虐，看不起自己的文化，瞧不起自己的传统。
要建立文化自信，当务之急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要延续文化传统。当前要消除对传统文化的戾气，明晰自己文化的传统、命脉和谱系。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自己可以到哪里去。二是要有自己真正的核心价值。在当今开放的时代里，不同社群、区域间的竞争最重要的就是软实力的竞争。因此，要创造自己的文化高峰，要建立在世界具有较高认同度的价值观念，要成为文化的引领者。
对广东文化发展的几点建议：一是要对广东的文化发展进行经验总结与提炼，引进国外高端人才出谋献策。二是要重视地方特色文化的发展，如注重利用地方的文化特色进行教育与熏陶，深入研究具有杂交性优势的移民文化、具有浓厚乡情的华侨文化等。三是在文化发展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广东人民的意愿。四是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让大学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使地方受益。五是要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文化事业需要政府主导，文化产业政府必须要让位于市场。
广东“十三五”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和实现创新驱动的策略
过去35年广东处于“追赶常态”，“新常态”对于广东而言就是发展方式转换，从追赶型增长转为创新驱动
王 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创新驱动是未来发展的一条主线。过去35年广东处于“追赶常态”，“新常态”对于广东而言就是发展方式转换，从追赶型增长转为创新驱动。
这个转换将带来五大趋势性特征：一是技能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提高；二是新兴产业部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力量；三是大城市在创新培育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著；四是形成政府与企业分担创新风险的制度安排；五是地区参与全球分工方式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广东的基础在于发达的民营企业集群、便利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
面对这样一种创新驱动发展趋势，广东的作为空间在于构建地区竞争性生产体系，路线图如下：一是基于企业、集群与网络的生产能力的形成，以及本地化的发展；二是公共设施网络促进市场一体化与实现规模经济；三是现代化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以及资本市场的发育；四是共性技术的公共平台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互动而形成的地区创新能力。广东有30多年的良好发展基础，民营企业与企业网络构成了集群化生产能力，GDP的大约1/4来自专业镇；高速公路、高铁、城际轨道等交通基础设施与通信互联网建设提供了企业获取规模经济的机会。
对广东“十三五”发展的几点建议：一是从培育资本市场、健全并购与重组制度入手，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以及以互联网与产业集群为平台的多种企业网络。二是从搭建公共平台与建设公共资源能力入手，孵化新企业，培育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以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持续增长。三是从大城市在聚集与扩散中的功能转换入手，充分发挥大城市在结构调整中的火车头作用，形成大城市研发和地区生产制造的产业链跨地区有序配置格局，从而推动城市化的高效发展。
如果这几个方面能率先全面推进，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广东依然会走在前面。
省社科院专家专题报告观点
国际经济所丘杉研究员分析了国际环境变化趋势对“十三五”广东经济的影响。认为为应对国际经济缓慢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贸易保护抬头等趋势，广东要积极鼓励新技术、新业态发展；结合国家新战略，加强与国际区域合作，开拓新市场，寻求新经济增长点。
产业经济所向晓梅研究员分析了“十三五”广东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指出新发展、新消费与新技术是引领广东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头，新常态下广东需要调整政策思维，更加注重全产业链的创新、存量企业技术改造、互联网思维、企业效益与发展质量、企业走出去与区域合作等。
宏观经济所刘品安研究员分析了“十三五”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和策略。指出推动粤东西北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在于“人口出来，产业进去”，目前粤东西北地区“人口出来”的路径已经收窄，政策重点应该加快珠三角中高端产业走进粤东西北，这需对现行的财税补贴政策、产业转移模式、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土地制度及劳动力培训体系等进行新一轮制度创新。
财政金融研究所任志宏研究员分析了广东“十三五”金融发展与创新策略。指出广东金融业发展亟须解决创新动力递减、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倾向、金融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区域金融发展不均衡、国际化以及粤港澳金融合作进展有限等五大问题，“十三五”广东需要争取在金融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以及对外开放上形成重大突破。
党委办柯锡奎主任提出了广东“十三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策略。认为广东必须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敢于打破常规，力争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率先实现重点突破。重点采取五项改革策略：一是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创新；二是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三是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权力运行机制，从“放权”走向“让权”；四是建立和完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从管理走向治理；五是进一步创新完善行政监督机制，从法制走向法治。
法学研究所骆梅芬研究员认为“十三五”时期广东法治建设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省的关系、立法和改革决策的关系、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与政府的管理决策权的关系。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落实重大事项决定权，确保“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着力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法治社会建设。
人事处游霭琼研究员认为，“十三五”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将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与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刚性支出增大、公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提升与政府供给能力有限、新型城镇化和人口老化加速与社会负担水平快速提升等多重挑战。应从如下方面推进深化改革：一是健全支撑基本公共服务稳健发展的财政保障机制；二是构建政府供给为主导、其他供给为补充的混合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三是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为突破口，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四是以金融改革创新为支撑，扩大现代金融工具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运用。
社会与人口所梁理文研究员认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是今后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必须在战略上实现四个转变：从“人治”思维向依法治理转变；从“包揽”思维向系统治理转变；从“单一”思维向综合治理转变；从“应急”思维向源头治理转变。广东应紧密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核心目标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制度、公共安全、基层社会治理、社会诚信等五个方面加强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形成符合国情省情的社会治理体系。
谢名家研究员提出了广东省文化产业“十三五”创新方略。从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和战略机遇入手，提出了全省“十三五”改革创新文化产业，规划构建九大产业体系，并将其上升为经济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的战略策略与对策建议。对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保障机制提出建议：解放思想，释放社会生产力；强化文化立法，推进文化发展方式的科学有效管理；建立全省一体化文化产业大发展的促进机制。
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赵细康研究员认为，“十三五”广东将达到污染排放的峰值期，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质量转变的拐点期。进入“十三五”后，公众对生态环境服务的需求将更加强烈，补生态环境“欠账”的压力将使政府支出更加“捉襟见肘”，区域均衡发展潜伏着污染由中心向外围扩散加快的可能，从过程控制到质量改善将成为政府环境治理模式转变的首要任务。下一步广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着重处理好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政府投入与市场投入、区域协调与污染扩散、生态环境事务中政府管理与第三方治理、技术治理和制度治理等五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