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

广州企业总部屡屡外迁

记者从提案中了解到，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在民间也长期享有中国“第三城”的地位，是国内高端资源尤其是总部经济集聚之地。然而，近年来，广州一些知名企业总部却纷纷出现了外迁或“北上”的趋势。最早一批外迁的以好又多为代表。

提案总结了十多年来广州企业总部外迁的“轨迹”：2003年，在华南地区做得风生水起的量贩式超市好又多突然宣布，为配合其全国战略布局，“迁都”上海；2006年，中英人寿和中意人寿两个外资保险总部先后从广州流失到北京，广东省政府在当年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广东保险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加以应对；2009年，作为广州唯一本土产的互联网门户名企，网易向全体员工发布了关于网站部“北迁”计划；2010年，硕果仅存的唯一一家总部设在广州的外资保险公司，信诚人寿总部也决定迁往北京；而近两年，作为广州长期以来的纳税大户，广州宝洁也先后将研发中心布局北京、销售中心迁往上海，在广州只留下了生产基地，其中特别是其将销售中心外迁，当年就使广州净流失了约20亿元左右的税收，给“日化之都”以巨大震动。

提案称，根据“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从2005年开始发布的城市总部经济实力榜单看，广州从2011年开始丧失了全国前三的地位，已连续3年被深圳所超越。根据《财富》发布的2014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排名看，北京以98家名列第一，其后依次是上海37家、深圳27家、杭州15家，而广州仅以12家排名第5位。

原因

广州政策吸引力不足

对于广州企业总部外迁，提案遗憾地提到，广州以“千年商都”闻名、市场机制发达并坐拥中国“第三城”地位的国家中心城市，竟然也留不住成长起来的企业总部。

民革广州市委员会称，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调查，认为原因有三，首先是政策吸引力不足。提案中举出一个例子说明问题，据一位跨国日化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上海的政策红利——上海自贸区试点是促成宝洁在华业务重心调整的重大诱因之一。

 “上海、深圳等城市优越的财税政策走在全国前列，形成了明显的政策洼地效应。反观广州，受现存财税分配体制的制约，全市每年创造的全口径税收收入，仅有不到30%留归地方使用，而留归市本级的一般预算收入仅为税收总收入的1/7，这大大限制了广州对总部经济的财政激励能力，”提案接着解释道，“此外，用地、人才政策也缺乏突破，在天津、珠海等地区，为留住企业总部，当地政府可以财政返还方式实施对企业高管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广州在这方面的政策差距明显。”

金融与资本支持功能较弱

提案还认为，广州企业总部外迁还与广州金融与资本支持功能较弱有关。

提案分析，对企业总部而言，资金调度与融通的便利度一般是首要考虑因素，是实现总部投资管理、研发、营销等其他职能的前提，总部经济往往对金融服务要求更高，特别是资本市场功能，直接决定了企业总部的资源配置效率。

目前，广州虽确立了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但其金融实力尤其是资本市场功能与京、沪、深三市相距甚远，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实力弱，上市企业少，且缺乏全国性金融交易平台，而在私募股权、融资租赁等类金融方面，也远落后于天津、杭州等市。

此外，广州电子商务规模虽居全国第二，但与之紧密相关的互联网金融却没有同步跟进，与国内深圳、杭州等差距较大。可以说，金融与资本市场功能之不足，也是导致广州企业总部不断外迁的重要动因。

高端人才相对缺乏

提案还分析道，吸引企业总部的另一关键要素是人才，而广州相比北京、上海两城缺乏高端人才。

 “某位已外迁北京的知名企业负责人表示，之所以将总部布局于北京，主要是因为北京是中国文化、教育、技术中心，可以轻松招到所需的高级专业人才。更为重要的是，从企业国际化战略考虑，随着企业‘走出去’不断加快，企业总部需要不少外籍工作人员，而北京、上海是大陆最多外籍人才集聚的城市，容易找到跨国经营的合作伙伴及人才。”提案特别引用企业人士说法说明问题。

广州尽管是对外开放前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广州虽不乏一般性人才，但高端专业人才尤其是“一人即可带动一个产业链”式的人才是极度稀缺的。

市场化演进深度不够

提案称，时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大方面：市场化和政府力量。广州的优势在于市场化程度高，如果国内普遍是市场配置资源占上风，那广州对总部企业将具备高吸引力。

然而，近年来，国家政策以及各地行政部门对资源调配的贡献率显著上升，广州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广州的市场化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表现为其市场化演进深度不够：商品市场已很发达，但要素市场化远未到位，土地、产权等市场仍受政府高度控制；行政服务效率仍待提升，企业交易成本仍处于高位。

在政府政策仍主导资源配置而市场机制优势尚未充分发力的背景下，广州对总部企业的吸引力就自然削弱了。

建议

重视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发展资本市场

2006年、2010年、2013年广州先后三次出台关于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效果是否明显？广州如何防止企业总部进一步外迁？民革广州市委员会在提案中建议，广州要实施政策梳理与检讨，加大政策创新与落地力度。

提案认为广州应认真研究政策弹性空间，在不突破法律、政策底线前提下，加大财税、用地、人才等政策创新与突破，尽快缩小与京、津、沪、深等地区的政策差距。同时向国家争取一些新的功能性政策，如启运港退税、航线航权、金融交易平台、人民币跨境使用等。

提案还建议广州要高度重视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利用资本市场。积极培育金融新业态，做大做强融资租赁，大力扶持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及产业投资基金，合理引导第三方支付。

而且要大力培育金融主体，壮大总部机构，大力培育本地金融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全力推进民营银行、航运保险、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财务公司、网络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申设工作，合理引导本土金融机构实施跨境收购。

提案还建议，广州要大力扶持和建设金融交易平台，继续办好股权交易中心、碳排放权交易所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积极策划设立保险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全面提高广州金融中心辐射力。

此外，民革广州市委员会还建议广州营造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腹地空间，加强与泛珠三角城市经济合作，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