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把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出口导向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模式，未来就会逐步获得高附加值和可持续性的增长。
●自贸区所能提供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会促进各种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和组合，在这个过程中，广东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和外贸转型升级就会得到逐渐推进。
●广州这样的城市，将来还需要更有辐射力，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孩子们，要想着去广州留学，去接受培训，而不仅仅只是去广州吃海鲜，或者是买服装。
●城市功能的定位层次要更高，城市发展的动力就会转变成一种长效的可持续的动力。
聚焦中国改革热点 高端访谈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是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广东广州在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过程中，应如何发挥自身优势，顺势而为？在经济新常态下，应如何把握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实现新的飞跃？本报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
广州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什么特点？与过去有何不同？
张建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首先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我们过去更多的是接受国际规则，现在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同时，积极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签订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参与区域的经济金融治理，设立自贸区，“一带一路”都体现了我们的积极主动。二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过去开放的目标和对象更多面向亚太地区和发达地区，但是，有了“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中东欧“16+1”的合作平台、中非论坛、中阿论坛等，中国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三是在开放过程中，需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品牌、技术和资本做为核心的新的区域供应链和生产网络。四是进口和出口并重，在稳出口过程中，更加注重实施进口战略。中国的进口战略会使中国未来对其他国家的增长有更强的拉动作用，其他国家也更愿意和中国合作，来推进共同发展。五是从投资角度上，更加注重走出去，推动中国优势产能向其他国家的转移和输出，转变中国的发展方式，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给其他国家带来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
突破口 提升港口、航运、物流竞争力
广州日报：现在广东外贸和经济发展模式都面临着转型升级，构建新的、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广东难点和重点在哪里？
张建平：其实广东早在金融危机前，就提出要腾笼换鸟，转型升级，但一个地区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都是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转方式、调结构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广东一方面有传统模式，也有核心的企业，目前在通讯、电信等行业已走出创新发展的道路，下一步，广东的重点首先是要在创新驱动上下大力气。如果我们能把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出口导向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模式，未来就会获得高附加值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创造有吸引力、创新力的市场环境，能够吸引国内外的人才、技术、资本在广东集聚，这样才有创新的土壤。同时，也需要广东自己的企业，与国内其他省份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共同在广东市场竞争，通过竞争促进企业朝着创新驱动发展。二是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要有体制机制的创新。比如在投资方面，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方面，在企业设立和审批的环节，都应该与时俱进，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第三，广东作为全国外贸大省和领头羊，要在贸易转型上做大文章，要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在发展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贸易方面，广东应该走在前面。同时，要扶植中小外贸企业发展，在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金融、外汇、保险服务上，广东应该有更高效率。四是在投资方面，广东作为活跃的开放度高的发达省份，应该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到广东来落户，也鼓励更多的广东知名企业，主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特别是到发达国家去，并购一些品牌、营销网络和研发平台，通过并购壮大实力，培养广东的一批跨国公司，对形成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会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广东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难点，我觉得，一是广东在新一轮的改革过程中，改革的突破口和抓手正在形成中，下一步可以通过广东自贸区这个平台找到这个突破口。二是在现有的体制机制环境下，我们对创新人才、资本和技术的集聚能力还有一定的差距。三是广东毗临香港，在港口、航运、物流方面，如何进一步提升发展水平，通过竞争共同提升，这也是一个难点。
自贸区 承担开放和改革两大任务
广州日报：上海自贸区成立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去年12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增设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新设立的自贸区在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具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建平：自贸园区的设立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和平台，也是推手。因为自贸区在国际上更多是通过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促进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效率，同时，自贸区也帮助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上海自贸区这个突破口和抓手，对地方而言，如何推进地方改革开放是个难题。有了这个园区，就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努力，体制机制怎么转变，如何扩大开放，相配套的金融服务应该怎样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贸区在中国既有开放的任务，也有改革的任务，承担了两大职能。
开放 广州深圳可成为“双核”
广州日报：对广东而言，自贸区能带来什么？
张建平：在上一轮改革开放中，深圳经济特区带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自贸区可以发挥上一轮经济特区的作用，成为新的载体和平台，而且自贸区在经济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程度上，都要超过上一轮很多。广东作为外贸大省和制造业强省，自由贸易园区所能提供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肯定会促进各种制造业的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和组合，在这个过程中，广东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广东外贸转型升级就会得到逐渐推进，另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结果，可以使广东在实施进口战略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比如，广东消费者需要到国外去买的许多产品，通过自贸区就可以满足，这可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前我们的企业想要更便利地到国外投资，可能要先到香港去设一个分公司，现在只要到自贸区里去设一个企业就可以进行国际化运作，效率就会很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另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自贸区设立了新规则新体系，比如，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更加主动的对外开放，在自贸区实验成功，就可以扩散到广东的其他地方，可以促进整个广东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发展。现在，已有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方案，在这个基础上，广东进一步去发展有广东特色的自贸区实施方案，难度就大大降低了。再加上，广东在管理人才和开放意识上是比较强的，我相信，广东很快就会推动拥有广东特色的实施方案。
广州日报：除了自贸区这一利好外，对广州而言，还有“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实施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这些无疑会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广州要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其优劣势分别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张建平：广州是省会城市，其城市发展水平、集聚人才的能力、国际化的程度、交通运输枢纽性的地位等等，综合性优势明显。其劣势在于，由于广州重工业化进程在全国一线城市中进展相对较慢，在港口、航运的发展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总体而言，广州优势大于劣势。
下一步，广州应该结合国家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趋势，积极谋划在全国大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比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广州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APEC的合作平台，在亚太和东盟的合作平台上，广州应该发挥什么角色和作用，应该做专门的谋划和定位，思路清晰后，就可以采取行动。我个人觉得，广州应该和深圳共同成为面向“一带一路”建设，面向东盟建设的“双核”，这两个城市都可以作为重要的前沿阵地和开放的平台，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新一轮全方位开放经济体系中的两个世界级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鼓励广州企业面向“一带一路”，面向东盟深化贸易投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为他们提供更高效便利的服务，推动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当然，广州也应该更包容，从世界各地吸引更多的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和团队，培养更多本地国际化人才，适应广州发展的需要。
发展动力 城市定位高动力才可持续
广州日报：在经济新常态下，不再比拼GDP和速度，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动力机制何在？如何提升开放的水平与层次？
张建平：过去靠拼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获得发展的动力，今后这个动力变了，下一步我们要拼质量拼效率，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地方都要比经济发展模式是不是更加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含金量是不是很高，附加值是不是很高，能不能在区域的合作平台和全球的市场竞争中培育出一大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要让经济变得更加持续和健康，地方政府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市场竞争的规则要更加清晰，居民的收入水平要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得到不断改善，宜居程度不断提升，将来广州要成为世界级城市，必须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包括文化、教育、科技研发的水平要同步提升。而且，广州这样的城市，将来还需要更有辐射力，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孩子们，要想着去广州留学，去接受培训，而不仅仅只是去广州吃海鲜，或者是买服装。将来城市功能的定位层次要更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动力就会转变成一种长效的可持续的动力。在这个动力转换的过程中，意味着地方政府一定要简政放权，按照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创造好的发展环境，而不是手伸得太长去越俎代庖，只有给企业创造好的发展环境，未来的发展才会按市场规律办事，我们的增长就会朝着可持续高质量的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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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这向外界释放了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开放的积极信号。一方面，在当前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这些措施通过优化投资环境、畅通要素流动渠道，将有效激发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活力，使之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实现与国际新规则、新标准接轨，将为日益活跃的中国海外投资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院长屠新泉：新时期继续强调放宽外资准入，既是公平竞争的要求，也有经济效益的考虑。给予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平等待遇，也会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同时，外资进入带动了市场竞争，也可以提升其他市场主体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