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方向上看，要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大致包括：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调整产业结构，压降高碳排放行业产能；增加碳吸收；推进碳交易市场等金融领域探索。碳中和框架下，高碳行业必然面临供给约束，供给约束以及限产减排，又会推升工业品价格。
面对持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今年以来高层频频喊话要应对大宗商品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提出要加大供给，打击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行为。既然碳中和必然导致高碳行业价格上涨，那为何高层频频喊话？
当前上游价格上涨导致PPI大幅上涨，但PPI上涨并未显著传导至CPI，意味着上游企业生产成本无法被全部转移到消费者，导致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成本压力加大、利润空间压缩，结合目前流动性收紧的大背景，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高层真正关注的不是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而是商品价格上涨的节奏不能过快，导致PPI不能顺利传导至CPI，使中下游企业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短期不利于缓解疫情后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中期也不利于企业的利润和扩张，拖累经济表现，长期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
面对“碳中和”框架下限产减排，同时又要平稳价格波动的两难局面。我们提出三个方面建议：第一、增加供给端的弹性是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核心。第二、预期引导有利于稳定价格。第三、为产业上下游纾困，促使通胀顺利传导是根本。
（一）背景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实现的“零排放”。而在实现碳中和之前需要先实现碳达峰，碳达峰指的是碳排放进入平台期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我国计划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从排放总量上看，中国的碳排放全球第一，2019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98.26亿吨，同比增长3.3%,是美国49.6亿吨的两倍。但从人均排放量看，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我国从去年开始着手制定碳达峰和碳中和实现计划，从中央层面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等多个文件中已对碳达峰、碳中和进行了部署，各部委、地方也相继出台文件和政策，落实和推进中央部署。
（二）碳中和的实现方式以及对工业品的影响
从总的方向上看，要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大致包括：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调整产业结构，压降高碳排放行业的产能；增加碳吸收；推进碳交易市场等金融领域探索。可见，后期碳排放高的行业产量将持续受到抑制，煤炭、钢铁等行业的供给曲线将缺乏弹性
1．高碳排放行业的产能和产量将受到抑制，供给弹性将降低
从产业角度看，钢铁行业是我国传统的能源消耗大户和污染物排放大户，是仅次于电力行业的第二大碳排放源，也是制造业31个门类中排放量最大的行业。所以，我国想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压降钢铁行业产能，促进往绿色环保排放的转型是必经之路，产业的粗狂型生产模式将迎来根本改变。
从“碳中和”战略目标实施过程看，首先要控制并逐步压降碳排放总量，也就势必会对我国钢铁产量的增长形成明显的制约，粗钢产量增速大概率会落入到低增长区间。这也可以看做是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以黑色金属产业为主的另一次的“供给侧”改革。与2016-2018年钢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相比，虽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又有较大差异，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主要是在产业严重过剩的背景下进行的淘汰落后产能的短期行为，而“碳中和”战略则是在中长期的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而进行的行为，压降产量只是其实现的手段。
2．涉及清洁能源的工业品需求将上升
从能源结构的角度看，传统的化石能源将逐步被非化石能源所取代，以从排放的角度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国已经在许多新能源发展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领先地位，包括光伏、风电、水电、核能、氢能等。据预测到2030年光伏年均装机总量将翻十倍，年均增长17.4%，风电装机复合增长11.5%，新能源汽车复合增长27%。这也将促使对铜、铝、镍、白银、纯碱、锂、钴等资源的需求快速上升。
3．促进高碳排放行业集中度是必经路径
纵观历史几次“供给侧”改革，在行业重整的过程中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产业的整合，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行业集约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在改革的过程中，生产力水平、利润水平较低的部分企业将难以承受市场供需关系变化带来的冲击，在剧烈波动的市场环境中往往具备较高生产力水平及盈利能力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优势。以煤炭行业为例，行业的上下游融合程度进一步深化，神华集团与国电集团合并重组成立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中煤能源兼并重组国投、保利和中铁等企业的煤矿板块，提高了煤炭产业集中度；中煤平朔、山西大同煤矿、晋能集团3家煤炭企业与大唐、中电国际、江苏国信等发电企业合作共同组建苏晋能源公司等，有力推动了煤电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促进了中国煤炭及电力经济产业体制改革步入新台阶。
4．产业集中度提升和供给弹性下降，会加大价格波
动以煤炭和钢铁为代表的黑色产业链看，产业链辐射范围较广。上中下游涉及到煤炭开采、焦炭加工、矿产采选、钢铁冶炼和加工、房地产、基建、汽车、机械、船舶、家电等行业，直接和间接辐射涵盖了国民经济中的众多行业，且上下游间相关性强，下游市场的景气情况直接影响中游钢铁行业以及上游原材料行业的景气度。上游材料价格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中游以及下游行业的成本情况。煤炭、铁矿石、钢材等商品间价格波动趋势呈现较强相似性，产业链间存在较强的价格传导关系。同时，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均受到供需关系变化影响，价格及盈利情况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在产业集中度提升以及供给弹性下降的双重压力下，或将加大价格波动的敏感性。
（三）在碳中和格局下，高碳行业价格上涨是必然结果
首先，以减排为导向的高耗能行业限产，限制了该行业的供给弹性，假设需求稳定，价格向上弹性会更高；其次，高碳排放企业增加环保设备投入，以及碳排放交易框架下，高碳排放企业的成本会明显抬升；最后，只有逐渐提高传统能源成本，引导终端用能部门消耗模式的改变，才能逐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中和框架下，高碳行业的成本必然上升，结合上游行业国企分布较多，行业集中度正在通过兼并重组方式提升，议价能力也越来越强，后期高碳行业的价格重心将长期提升。
面对持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今年以来高层频频喊话要应对大宗商品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提出要加大供给，打击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行为。既然碳中和必然导致高碳行业价格上涨，那为何高层频频喊话？当前上游价格上涨导致PPI大幅上涨，但PPI上涨并未显著传导至CPI，意味着上游企业生产成本无法被全部转移到消费者，导致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成本压力加大、利润空间压缩，结合目前流动性收紧的大背景，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高层真正关注的不是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而是商品价格上涨的节奏不能过快，导致PPI不能顺利传导至CPI，使中下游企业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短期不利于缓解疫情后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中期也不利于企业的利润和扩张，拖累经济表现，长期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
面对持续下滑的经济增速，2015年我国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目标，针对当时突出的“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大、债务高企”三个方面问题，进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2015-2018年对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进行了产能出清，下面重点梳理煤炭、钢铁行业供给改革对价格影响路径和节奏。
（一）供给侧改革对工业品价格影响
1．压减产能，抑制供给弹性
十三五规划中，针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思路是：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和产业集中度。煤炭和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出清，产能利用率上升。
根据十三五目标规划，煤炭行业从2015年至2020年，化解淘汰过剩落后产能 8 亿吨左右，通过减量置换和优化布局增加先进产能5亿吨左右，到2020年，煤炭产量39亿吨。
2018年，煤炭行业基本完成十三五规划的总量目标，三年淘汰落后产能8亿吨，大量不规范煤矿被关闭。以产煤大省山西为例，2016-2018年合计关闭煤矿88座，退出产能8841万吨，退出总量排全国第一，同时推进核增部分高产高效矿井产能。
2019年，煤炭行业从“总量性去产能”为主转向“系统性去产能、结构性优产能”为主。落后产能加快退出，优质产能持续释放，同时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截至2020年底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69.80%，相比2016年同期提高10.30%，前8家大型企业原煤产量18.55亿吨，占全国的47.6%，比2015年提高11.6%。其中，亿吨级产能以上企业产量16.8亿吨，占全国的43%；千万吨级以上企业煤炭产量30.0亿吨，占全国的77%。
根据钢铁行业十三五规划，对钢铁行业去产能、行业集中度、能耗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去产能方面，在11.3亿吨产能基础上压减1亿-1.5亿吨，控制在10亿吨以内，产能利用率由2015年的70%提高到80%。产业集中度方面，力争“十三五”期间前10家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由34%提高到60%，在能耗排放方面，提出“十三五”期间能源消耗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双下降的目标，分别下降10%和15%以上。
在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中，产能出清明显，2016年去除6500万吨地条钢产能，2017年-2018年淘汰落后产能8000万吨，总体完成1.4亿吨的去产能任务。同时结合行政环保限产，产量降幅明显。2017年采暖季期间，以及重污染天气期间，京津冀地区“2+26”城市受到环保限产政策管控，钢厂产能利用率下降，产量在环保限产期间减产明显。
2．低效企业出清，行业兼并重组，议价能力增强
2016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主要针对钢铁行业兼并重组的46号文件的目标是，到2025年中国钢铁产业60%-70%的产量将集中在10家左右的大集团内。中国宝武便是典型的代表。2016年，宝钢与武钢进行战略重组，重组后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大钢铁企业。在2019-2021年期间，宝武钢铁先后与马钢、太钢、中钢、重钢和山钢进行兼并重组。今年鞍钢和本钢重组计划也在推进中，若鞍钢集团与本钢集团最终得以合并，将成为仅次于中国宝武和安赛乐米塔尔的第三大钢铁企业。
3．价格上涨，行业盈利上升
自2015年底实施供给侧改革，煤价进入快速上升通道，且随着落后产能逐步退出，煤炭呈现供应较为紧张的格局，煤价呈现易涨难跌状态。2015-2018年，因淘汰落后产能，虽然产量有所上升，但供需缺口不断收敛，导致价格涨幅明显，焦煤价格涨幅110%，动力煤价格上涨84%；2019-2020年，煤炭行业去产能告一段落，同时释放优质产能，但因总产能下降导致的供给弹性下降，价格延续上涨，2020年主焦煤和动力煤价格比2018年上涨36%和79%。
钢铁行业2016年淘汰地条钢，2017年-2018年环保限产抑制产量释放，2019年钢厂恢复正常生产。从钢铁价格的涨幅看，2016-2018年，螺纹和热轧分别上涨91%和71%，虽然2019-2020年钢厂生产正常，但因为总产能下降，价格还是延续上涨趋势，2020年比2018年上涨了55%和33%。
随着价格的上涨，行业利润改善明显。吨钢利润从2015年亏损状态持续上涨，至2018年一度上涨至上千元每吨。2019年钢价虽然在高位，但因矿难推高铁矿价格，吨钢利润回落。煤炭行业毛利在2015年见底，随后持续攀升，2019年见顶。
（二）小结
1．行业利润扩张后，减产更依赖于行政手段
钢铁行业2015年处于亏损底部，随着2016年去产能的开启，利润情况环比改善。2016-2017年因环保限产，产量增速维持低位，2018年进入去产能尾声，同时采暖季限产也放松，在高利润背景下，产量增速高达8.5%。
总产能下降，钢厂怎样实现提产？方式主要有:钢厂通过使用高品位铁矿石，增加铁水产量；其次是增加转炉环节废钢添加比例。2015年以来，铁水与粗钢比例持续降低，铁水和粗钢的铁元素缺口都提高废钢量补充的。
针对越限越多的增产现象，监管层采取多措施来监督钢厂减产，例如区域PM2.5监控，重污染天数减量，实际用电量核减等。2018年，随着去产能、去杠杠的供给侧改革目标实现，高层限产管控放松，产量上升，利润跟随下滑。
2．在成本推升型的通胀周期中，PPI向CPI的传导不明显
一般需求是决定价格传导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需求旺盛，则价格传导机制就越有效，CPI跟随PPI变动的反应速度更快，波动幅度更大；需求相对平稳，则PPI涨势更多在产业链内部消化，终端价格反应延迟，波动平缓。
九十年代至今，国内共经历了五轮明显的通胀上行周期，在需求拉动新的通胀周期中，PPI传导CPI顺畅。如2002年和2009年。而在供给约束下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周期中，PPI对CPI拉动不明显，CPI的涨幅不如PPI。如1998年和2015年。2007年这次通胀是由原油价格上涨推动的，因CPI中正好有原油价格，所以当时PPI和CPI涨幅接近。
本次国内PPI上涨可以类比2015年，同样是供给端约束，导致工业品价格上涨，虽然也有出口需求的拉动，但国内需求表现平淡，特别是疫情背景下，国内消费趋弱。所以也不难理解当前CPI涨幅不如PPI。考虑到疫情后国内居民收入增速相对较缓，支持消费加速扩张的势能不充分，国内需求端恢复缓慢，由PPI上涨推动CPI上升的通胀压力不大。
第一， 增加供给端的弹性是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核心。
供需曲线决定价格水平，工业品需求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碳中和框架下产量受到约束，价格向上弹性会增加。而通过调节进出口，增加可替代品的供应，相当于增加供给弹性，有利于缓和价格上涨。一方面可以扩大进口，减少出口。通过降低关税等方式来增加国内供给，实现进口替代；同时加收关税，减少出口，增加国内供给。另一方面加大可替代工艺。如钢铁行业废钢替代铁矿石炼钢，增加水电、风电替代火电等。
第二， 预期引导有利于稳定价格。
当供给弹性下降，需求弹性不变情况下，价格波动弹性更大。期货作为市场对于商品远期价格的定价，可通过引导预期来稳定价格，影响价格的波动幅度和节奏，避免价格上涨过快，缓解下游企业利润挤压的压力。近期高层提出要保供稳价就是预期引导的表现。面对持续上涨的工业品价格，5月12日国常会提出：“要跟踪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市场变化，有效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配合，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同时，发改委提出要保供稳价，严厉打击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规范违规行为。市场投机需求和情绪下降，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回调。
第三， 为产业上下游纾困，促使通胀顺利传导是根本。
当前海外经济复苏拉动全球原料（煤炭，铁矿）价格上涨，国内碳中和限产，工业品原料跟随全球商品价格上涨。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一方面进口原料，接受海外输入型通胀；另一方面通过制造业出口输出通胀，国内通胀压力不大。但如果中下游因PPI上涨压力，影响其利润和经营扩张，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则可考虑通过放松信贷或者刺激需求来稳增长。历次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周期中，PPI都能顺利传导至CPI，当成本推动PPI上行中，如果需求能同时配合上升，价格传导顺畅将更有利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