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碳”的几点思考
文 | 陈文辉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向全世界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双碳”目标的推进将带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影响中国未来40年的发展方向。
笔者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碳”重要讲话的基础上，邀请多名气候学专家开展专题讨论，走访调研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业链上具有代表性的龙头企业，并与境内外知名投资人深入交流，对“双碳”目标及其涉及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过去100 年来，地球正在经历着一次显著的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近日公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评估报告，首次明确指出“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2011-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相较工业化前水平增加约1.1℃，比过去12.5万年中的任何时期都要热，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20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
权威科学家发出警告，在31项能代表地球生命特征的项目中，18项已突破历史峰值。地球上的15个气候临界点已经被激活9个了，这些气候临界点是引起全球或区域气候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是不可逆的，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气候变化的速度与强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成为当今影响最为深远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
全球变暖最直接的影响是气温升高，持续的高温天气易引发各类疾病，影响人们生命健康。今年7月以来，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西部持续高温，导致数百人死亡，每天因高温被送往医院的人数显著增加。
全球变暖会增加地表蒸发量，改变降水分布，在造成干旱和洪涝的同时，引发粮食安全问题。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温度每上升1℃，谷物产量就会下降17%。欧洲过去20年是两千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期，干旱对粮食生产造成不小的压力，也增加了山火发生的频率。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降水量明显增加，2020年，我国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6346万人受灾，今年河南遭受超历史洪灾，郑州等特大城市陷入瘫痪，数千万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河南作为我国农业大省，此次洪灾造成1450万亩农田受影响，其中550万亩绝收。
全球变暖还会导致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威胁人类生存环境。在南北极的永久冻土中冰封着多种史前微生物，随着冰川融化再次复苏，可能引发全球疫情。如果以2010-2019年期间与1992-1999年期间相比，格陵兰和南极冰盖的平均流失速度分别增加6倍和3倍。据气候学家估算，若全球气温上升1.7℃，海平面将提升30厘米。目前海平面上升速度是1901-1971年期间的3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200公里以内的地区，世界级的大都市几乎都是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将严重威胁沿海城市和岛屿的安全。以上海为例，未来30年，上海濒临的东海海平面可能会升高7.5到14.5厘米，部分沿海区域将被淹没。
当全球温升超过2℃时，将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造成生物多样性断崖式下降。近期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论文指出，如果人类没有达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到 2100 年，陆地生态圈中的 38% 的地区和海洋生态圈中51% 的区域将受到严重影响。
学术界对全球变暖的研究已有近200年历史，目前支持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观点占据绝对主流地位。
全球变暖的学术研究始于1827年，法国科学家Fourier认为大气与温室的玻璃有相同的作用。1896年，瑞典化学家Arrhenius提出，温室气体增加可能导致气候变暖。自1957年科学家首次在美国夏威夷和南极站直接测量二氧化碳浓度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而全球气温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短暂上升后，50-60年代却开始缓慢下降，但70年代又迅速回升。这一时期，科学界对全球变暖和温室气体的关系充满争议。直到199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古气候学家迈克尔·曼恩重建了1000年的气候史，用一条“曲棍球杆”曲线展示了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的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观点。
如今，观测数据显示全球气温呈现出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并与二氧化碳浓度高度正相关。全球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80%以上的主流科学家支持全球变暖，并致力于研究全球变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只有少数科学家仍坚持相反的观点。
民众感受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推动全球变暖形成政治共识。与科学家注重严谨的逻辑分析和详实的数据支持不同，民众对全球变暖的认知更多源自自身的感受，这种感受又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欧洲民众是最先意识到全球变暖的危害并积极采取行动的群体。欧洲以岛国和沿海城市为主，海平面上升直接威胁到大多数人的生存。当全球变暖学说得到越来越多主流科学家的支持，欧洲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未来的生存环境非常担忧，而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担忧，并通过民主程序影响司法和选举。今年5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将德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从2050年提前至2045年，并提出了更严格的减排目标。这是因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定此前的减排目标对后代不公平，默克尔政府也寄希望于新的减排目标能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美国民众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左右摇摆，拜登政府的“绿色新政”代表了当前的主流民意。美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发达的石油工业，为居民提供廉价能源，美国人也养成了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化石能源产业在美国拥有很强的影响力，是共和党主要的金主之一。因此，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政府为大力发展化石能源，尽量减少气候变化问题对产业发展的束缚。另一方面，美国与欧洲一样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普通民众很关注气候变化对未来生活环境的影响，民主党代表这一民意，每届政府都会留下很多“绿色遗产”。随着两党交替执政，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不断摇摆，但随着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研究达成共识，两党政治精英在气候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即使特朗普公开宣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仍有55%的共和党认同美国应采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相信拜登政府任内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将成为美国主流民意，往后共和党政府很难在气候问题上再开倒车。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动提出“双碳”目标，有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共识。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人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保护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进一步向高收入国家看齐。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保护地球家园。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人民向世界做出“双碳”承诺，获得全国人民的衷心支持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好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动提出“双碳”目标后，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提出碳中和时间表。截至2021年初，已有127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65%以上和世界经济70%以上，都做出了碳中和承诺，应对全球变暖问题已在政治层面达成共识。
气候变化是一项跨越国界的全球性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在各个层面进行协调，需要国际合作。2016年签署并生效的《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了统一安排。目前，共有189个国家加入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缔约国根据国情，自主提出减排目标和措施。
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发布了“2050欧盟绿色新政”，以“2050年实现碳中和”作为推动全局性转变的抓手，制定了具体的时间表、路线图，包括能源、产业、建筑、交通、农业等各个领域重点行动，明确了能效、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等领域的立法计划以及每年新增2600亿欧元绿色投资的资金保障机制。此外，欧盟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建立了全球领跑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从市场规模上看，欧盟碳交易体系的碳交易额达到1690亿欧元左右，占全球碳市场份额的87%。从减排效果上来看，欧盟碳排放量2019年相对1990年减少了23%。
欧盟各国也分别有应对气候变化的亮点。德国政府2020年宣布，实现净零碳排放即碳中和的时间，将从2050年提前到2045年，为此将提高减排目标，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较1990年减少65%，高于欧盟减排55%的目标。德国政府计划为能源转型提供巨大的经济补贴，将1300亿欧元刺激资金中的1/3用于公共交通和绿色氢开发等领域。法国2015年承办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签署《巴黎协定》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自2015年起，法国政府提出“国家低碳战略”，先后制定并实施了《绿色增长能源转型法》、《多年能源规划》和《法国国家空气污染物减排规划纲要》等法律法规，依法构建了法国国内绿色增长与能源转型的时间表，为实现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增长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碳中和实践的国家，2008年正式颁布《气候变化法》，是世界上首个以法律形式明确中长期减排目标的国家。2019年6月，英国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生效，正式确立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为推动这一目标实现，英国政府于2020年宣布了一项涵盖十个方面的“绿色工业革命计划”，包括大力发展海上风能、推进新一代核能研发和加速推广电动车等。该计划将动用超过120亿英镑的政府资金，预计2030年时带动3倍以上的私营部门投资，建立适应未来的绿色产业。此外，英国还启动了440亿美元的清洁增长基金，用于绿色技术的研发。
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虽然退出了《巴黎协定》，但是许多州和企业低碳转型力度未减。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已正式重返《巴黎协定》，并承诺，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让美国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美国的“3550”目标，拜登政府计划推动绿色复苏，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承诺4年内为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投入2万亿美元，涉及高铁扩建、电动汽车生产、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广；10年内投资40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加快清洁技术在美国经济中的应用。近日，拜登签署行政令，设定到2030年零排放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50%的目标，倒逼美国汽车产业的新能源化转型。
日本于2020年发布了《绿色增长战略》，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日本政府针对包括海上风电、核能产业、氢能等在内的14个产业提出具体的发展目标和重点发展任务，并计划通过监管、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超过2.3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投资绿色领域。
中国政府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并对203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程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森林蓄积量和新能源装机量等量化指标做出具体承诺。2021年，中国政府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并写入“十四五规划”。历经十年的地方碳市场试点工作后，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首批纳入碳市场覆盖的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当前，“双碳”目标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各级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都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唯一的家园。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星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实现“双碳”目标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进出口大国，2019年排放二氧化碳101.7亿吨，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8%，几乎相当于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据有关专家测算，若中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全球碳中和的时间将提前5-10年，温升目标可降低0.2-0.3℃。这对坚定各国应对全球变暖的决心，共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中国累计和人均碳排放量并不高，主动提出“双碳”目标彰显了大国担当和对人类命运真诚关切的天下情怀。发达国家上世纪已完成工业化，并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而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化进程，承接了发达国家高能耗产业。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担了全球绝大多数商品的制造，但从累计碳排放量来看只占全球的12.7%，约为美国的一半。人均碳排放量仅有7.28吨，排在全球第44位。《巴黎协定》强调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有学者据此估算了各国享有的“碳配额”，美欧等发达国家早已透支了其“碳配额”，目前处于“碳负债”状态，而中国仍有一半以上的“碳配额”可用。发达国家做出碳中和承诺是其应尽的义务和历史责任，具有道义和法理上的双重压力。而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是一种自主自愿的“公益”行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工业革命以及化石燃料的使用，大幅提升了生产力，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人们不断从自然中攫取资源，燃烧化石燃料获取能量，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破坏了生态环境。特别是排放了过量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严重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在科学家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在全世界人民强烈的呼吁中，在各国政要的共同努力下，人类社会正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跃迁。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中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庞大而繁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社会各界达成共识，齐心协力才能顺利推动。发展低碳产业必然会对原有产业产生冲击，特别是化石能源产业，在工业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会千方百计阻挠转型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此外，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据有关机构测算，要实现《巴黎协定》温升控制目标，全球每年需投入2.5-2.8万亿美元，意味着各国每年要拿出相当于GDP 3%的资金投入到绿色低碳转型中，无论财政资金还是社会资本，没有形成高度的社会共识，很难完成这一投资目标。
西方发达国家是多党制政体，各党派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当代表化石能源利益的政党执政时，绿色低碳发展的进程就会放缓，甚至倒退，美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即使国内已形成绿色发展的共识，但面对转型需要的巨额资金投入，各党派会围绕自身利益进行激烈的博弈，最终绿色发展计划因缺少资金支持变成一纸空文。
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高耗能和化石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很高，社会影响力很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成本更高，投入更多，难度更大。
中国的制度优势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的难题，中国坚持一党执政，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只要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就会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地去推动。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财政资金、国有资本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绿色产业，为低碳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中国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很好的范式，比尔·盖茨公开表示，解决气候问题要向中国学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地球。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重构基础产业，中国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结构来看，作为基础设施的能源和交通行业占了一半以上的份额，因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首先要构建新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交通。
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早年持续的财政补贴，我国在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取得明显的先发优势。太阳能作为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中国企业在光伏产业已经遥遥领先，前十大光伏生产商，中国企业占据9席，全球70%的光伏组件来自中国（剩余30%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工厂生产），预计2025年，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将是其他地区总和的两倍，中国将在光伏产业中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像这样的产业还有新能源汽车，中国拥有蔚来、理想、小鹏三家造车新势力，比亚迪、长城等传统汽车生产商也在积极转型，推出了深受市场认可的新能源车型。除了美国特斯拉，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已经将国外汽车生产商远远甩在身后。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拥有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电机、电控、电池等核心部件都已实现自主可控，且在一些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以新能源电池为例，宁德时代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出货量连续多年蝉联全球第一，目前占有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成为万亿市值的企业。比亚迪电池中国第二，全球第四，约占全球7%的市场份额。新能源电池不仅是绿色交通的动力源，也是可再生能源的储能设施。目前，国内还有数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有的专注研发能量密度更高的固态电池，有的致力于发展更适合储能的钠离子电池，都处在全球领先水平。
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电池）是绿色低碳转型必要的基础设施，都是万亿级的大市场。中国企业所占市场份额遥遥领先，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前沿技术系统布局，已形成以我为主导的产业链。中国企业有望告别组装代工等低附加值产业，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中实现价值链的跃迁，成为技术、设计和品牌的输出方。
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关注另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领域——工业。中国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了总排放量的40%，与能源行业相当，但大多数工业减排技术仍处在研发阶段。中国企业要想在未来的产业分工中占据价值链顶端，必须要加大清洁技术投入，率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全球合作，可减轻中国崛起过程中承受的压力。中国的日益强大令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非常担忧，西方正在酝酿一场“新冷战”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已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无论是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全面打压，还是拜登采用“小院高墙”式精准打击，都希望借此实现中美脱钩。欧洲一些政客和媒体故意歪曲抹黑，制造意识形态对立，妄图孤立中国。
当前国际形势严峻，西方世界正在采取一切手段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封锁，而气候合作正是中国的破局之道。人类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各国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与共。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关系着人类前途和未来，任何一国都无法独自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在不同场合均表示，美国希望在气候变化领域与中国合作。近期，来自全美各个地区和行业领域的40家机构，联名致信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摈弃对华敌对态度，优先推动多边主义、外交及与中国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与中国开展了紧密合作，2020年9月，中欧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今年以来，中法德三国领导人已召开两次视频峰会，应对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议题，将成为中欧合作的重要支柱。
中国在与西方世界开展气候合作的过程中，建立高层对话机制，避免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开展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推动清洁技术研发，逐步打破西方对我的科技封锁；向欧美等国出口光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加大经贸合作和利益绑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一定要打好气候合作这张牌，从容应对西方世界的“围剿”，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党中央明确指出，实现“双碳”目标要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这对中国经济社会而言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推进“双碳”目标有望解决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2019年，我国原油消费量6.3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为72%，是全球第一大原油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进口原油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前五大国占了进口总量的75%，中东局势动荡时刻威胁我国能源安全。此外，90%的进口原油需要海运，其中绝大多数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一旦发生战事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中国将很快陷入原油短缺，导致工业和运输瘫痪，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
另一方面，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仅导致整体能源利用率低下，还带来巨大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我国加大天然气进口力度，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2019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与此同时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也达到了43%。俄罗斯是我国重要的天然气进口国，2014年中俄签订30年天然气供应协议，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在本世纪中叶之前的用气安全，但2044年后能否续签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加快发展可持续能源，推动能源转型，既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之道。若“双碳”目标顺利实现，2060年中国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下降到15%以内，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推进“双碳”目标将带动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约占1/3，排放了40%的二氧化碳。工业碳排放强度是服务业的3-4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进一步上升，有利于我国整体碳排放强度下降。但实现“双碳”目标仅仅依靠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大力推动工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一方面，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低碳产业，替代化石能源及高碳行业。目前，化石能源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85%，可再生能源占15%，到2060年可再生能源要达到85%，化石能源仅占15%。这意味着未来40年，光伏、风电、水电、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行业和新能源汽车、清洁技术等绿色低碳产业将迎来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煤炭、石油、传统汽车等高碳产业将逐步萎缩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当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后，制造业的竞争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工业文明解决了物质短缺问题，成本是制造业最关注的问题。企业生产成本足够低，就能以更低的售价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生态文明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制造业要尽可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实现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中国制造业得益于便宜的劳动力、齐备的产业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以低成本优势在全球竞争中立足，但激烈的价格竞争让企业不敢进行长期投入。我国制造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低、生产方式粗放、附加值低等问题，亟需转型升级。随着“双碳”工作的推进，碳交易市场不断扩大，碳税的预期也越来越强，低效率、高能耗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高的碳成本，最终被市场淘汰。而加大对现有产线升级改造，采用清洁技术，加强精细管理，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能耗水平的企业，将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龙头。
更重要的是，为达到“双碳”要求，目前绝大多数产品都将被重新定义：按照循环利用的理念设计，选择环境友好型新材料，采用清洁技术和“零碳”工艺。西方积累了数百年的工业流程面临重构，发达国家老牌企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和中国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我国制造业实现弯道超车的难得机遇，只要率先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就能在设计、技术（专利）等环节取得先发优势，从而跃居价值链顶端，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推进“双碳”目标对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空间格局分布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低碳将重塑我们的价值观，深刻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碳”之于地球正如“糖”之于人类，在物质匮乏年代，人们都偏好高糖的食物，但如今大家都提倡清淡饮食，以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样，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物质充裕，人们对环境的关注越来越高，低碳理念会向健康理念一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自发的认可和践行。人们购买商品时不仅考虑价格，也会关注商品的含碳量。开大排量豪车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一种缺少环保意识低素质的表现。父母教育孩子随手关灯、节约用电的初衷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减碳。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将重构现有生产体系。
低碳产品与现有产品从设计理念到生产方式都有明显区别，将对现有生产体系产生颠覆式影响。生产传统产品成本是唯一的考量因素，而生产低碳产品，要兼顾成本和“碳足迹”。低碳企业早期的经营目标是成本可控范围内尽可能实现生产全流程“碳足迹”的最小化，逐步过渡到“碳足迹”为零约束下的成本最优化。低碳生产需要清洁能源，采用更多的清洁技术，这都需要对现有产线和生产流程做出相应调整，以满足低碳生产的需要。例如3D打印在碳排放和节约资源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但目前成本比减材制造要高，传统企业不会采用，但低碳企业有很强的动力率先试用。此外，员工的激励考核机制也要与低碳发展相适应，以前只考核业绩，现在要将碳排放纳入进去，生产各个环节都要为减碳做出贡献，这样才能实现生产全流程的低碳转型。
低碳生产将重新定义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从而引发产业空间格局的调整。以电解铝为例，传统电解铝企业多分布在山西、内蒙古、新疆等产煤地区，煤电价格便宜，公司成本优势显著。然而近期，有公司将主要产能迁往云南，利用水电生产电解铝，以满足客户对产品低碳的要求。光伏作为未来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随着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张，发电成本还有很大下降空间。金属冶炼需要焦炭做还原剂，因此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要实现低碳生产必须用绿氢（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取的氢气），当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和对低碳产品需求增加相交汇时，绿氢将取代焦炭成为冶炼工业重要的生产原料。鉴于氢气的储存和运输成本都非常高，可以预期金属冶炼产业将向光伏集中的西部地区迁移。
另外，产品的碳足迹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产业链的分布也会发生改变。极低的海运成本是全球化分工的基础，但海运减碳的难度非常大，若按照现有产业链，在全球各地生产并组装，仅运输环节就会产生很大的碳排放。未来，为生产低碳和“零碳”产品，现有产业链将出现整合，向核心生产环节聚集，以减少和消除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
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
“双碳”是生态文明在经济建设中落地的重要抓手，推动绿色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高强度频发阶段，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中，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最终要看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双碳”则为绿色低碳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政策环境和市场预期，是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最直接的推动力。
另一方面，推进“双碳”目标切忌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要严防追求生态文明建设政绩，不顾实际的加码“双碳”力度。例如，有些地方为了实现更高的减排目标，拉闸限电严重影响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要实事求是地立足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平稳有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
此外，还要注意做好“双碳”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协调。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已出台若干政策，如今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经常遇到环保政策限制。例如，前不久内蒙古将全区50.46%的国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明确草原森林重要生态功能区不再新上风电和光伏项目。建设特高压电网，实现光伏、风电的跨区域调度，是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消纳并广泛使用的关键，对于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但建设横跨中国的特高压电网，需要经过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根据目前的政策很难在红线内施工。为实现“双碳”目标实施的工程，本质上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应与其他活动区别对待，环保政策要为“双碳”工作开绿灯。
“双碳”工作的有序开展将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赢得更广泛的民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此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造成一些地区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已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若得不到有效解决，老百姓的幸福感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发展成为重大政治问题。
做好“双碳”工作，就能解决大多数环境问题。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减少的同时，其他大气污染物也减少了。为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大大减少工业废料的排放。随着“双碳”目标的有序推进，天更蓝了，水更绿了，环境更美丽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根基也更加稳固。
近年来，ESG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具体工作推进的却较为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ESG缺乏一套统一的评判体系。“双碳”工作的推进有可能成为中国ESG发展的突破点，并以点带面全面提升中国企业治理结构和社会责任。
“双碳”将企业的环境责任法律化，形成全国范围内统一和强制执行的标准。根据欧洲经验，政府会通过立法明确企业的减碳责任，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我国不久后也将出台减碳政策和法律，原本自愿的减排行为变成了法律义务，具有了普适性和强制性。碳排放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在绿色投入、资源和能源的集约使用循环利用，对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理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的水平，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重要表现。
目前，碳排放已有成熟的计量体系和相对统一的标准，一些第三方机构也开始提供碳排放计算和信息披露服务。早在2016年，中国证监会出台政策，要求重点碳排放行业的上市公司必须在年报中披露碳排放情况。随着各部委“双碳”政策和有关法律的陆续出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将披露碳排放信息，并履行减排义务。这将有力推动我国ESG工作，碳排放表可能与企业三大财务报表并列，成为企业必备的第四张报表，政府、企业管理者、投资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能看到企业所承担的环境责任，这将倒逼企业加大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加快绿色发展转型。
环境责任是ESG中最高级的责任，承担环境责任将带动企业更加主动的承担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责任。ESG中的三个责任是有层次的，G位于底层，体现了公司对股东的责任。股东是企业的老板，是直接利益方。S位于中间层，反应了企业对公司员工、所在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E位于顶层，企业对环境的责任，其实就是对全人类、对地球的责任，是最高级的责任。
一般情况下，三层责任从下往上是层层减弱的，正如人与人之间，根据亲疏远近关系，责任也不尽相同。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例子，一个顽皮的孩子去当兵，回来后对邻里更加热心了，对父母也更加孝顺了。一个人在国家强制要求下，承担起保卫国家的责任，久而久之，对身边人、对亲人的责任感也会提升。这一道理可能同样适用企业，“双碳”以国家强制力要求所有企业承担最高级的环境责任，E的大幅增强有利于带动S和G的同步提升，全面促进我国企业ESG的发展。
统一标准的碳排放指标增强了ESG的可比性，有助于构建统一的ESG评价体系。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我国企业的ESG信息披露，主要还是定性描述为主，辅以定量数据的展示，因此可获得的ESG数据还存在非结构化的特征，不具有可比性。投资人依据不同的评价体系，得出的ESG分数千差万别，只要调整部分指标或者改变一些指标的权重，ESG分数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人对中国股票市场上ESG主题的基金持仓情况做了统计，发现第一重仓股居然是贵州茅台，很难说基金经理是依据ESG评分选择企业，还是给想投的企业打出一个ESG高分。没有统一的评价体系，即使有再多ESG主题基金，ESG投资也是舍本逐末，很难发挥资本引导企业加强社会责任的作用。
“双碳”为构建统一的ESG评价体系创造了一个契机，几乎所有的ESG评价体系都会纳入企业的碳排放指标，这是一个可比指标，代表了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水平。环境责任是企业最高级责任，环境责任分数越高，ESG分数大概率不会低。不同评价方法以碳排放数据为基础，不断修正其他指标的评分和权重，推动ESG分数收敛，最终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
数字经济作为“十四五”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承担着带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任。“双碳”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另一个抓手，与数字经济有着相同的目标，二者彼此促进，共同发展，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数字经济和“双碳”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的同时，碳排放强度也在持续下降。宏观层面，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随之下降。微观层面，随着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越来越高，单位产出能耗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环保政策越来越严，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要求不断提高，倒逼企业升级环保设施。2020年，我国碳排放强度比2004年下降48.4%，比2015年下降18.8%，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从增速放缓到实现“双碳”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数字经济将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本质是对复杂的资源配置信息数字化建模，并用计算机快速做出最优方案，指导实际的资源分配和使用，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和决策人员的局限性造成的浪费和低效。
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深度改造了消费领域，减碳效果显著。例如，电子地图对实时交通做出预测，引导车辆分流，减少拥堵和碳排放。网约车使用软件平台调度，与传统出租车相比，大幅减少空驶里程，单位载客里程的碳排放也显著降低。共享单车的大面积推广应用，为人们绿色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增加了人们乘坐公共交通的频次，对城市交通碳排放强度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测算，每辆共享单车骑行一公里，大约减少50克二氧化碳排放。2019年，中国共享单车日均订单数达到4700万，按照平均每单骑行2公里计算，每天可减碳4700吨，全年可减少17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目前，数字经济正在向工业领域渗透，工业数字化改造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经之路。近年来，工业互联网发展迅速，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工业领域多行业得以推广应用，大幅提升了资源利用率，有效降低了能耗水平。例如，矿山生产是高耗能行业，开采出来的矿石先用磨矿机研磨成粉末状，再利用物理化学方法提炼出矿物质。磨矿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我国矿山品位普遍较低，铅锌矿平均品位3.7%，铜矿只有0.87%，大量的能源消耗其实做的是无用功。一些矿山正在推广智能选矿技术，运用X射线与人工智能技术，从开采的矿石中选出不含矿物质的废石，极大提升了磨矿效率。目前，废石抛弃率可达90%以上，这意味着新技术消耗10%的能源即可实现此前一样的产出，大幅降低了碳排放强度。
此外，工业企业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后，生产各环节的碳排放量以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都可以低成本准确计量，这是开展企业碳信息披露，大范围推广碳交易，适时推出碳税等工作的基础。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双碳”也将有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我国工业数字化进程。工业领域数字化改造进展较慢，主要原因是投入太高，回收周期较长。“双碳”的顺利推进，有望将数字化产生的环境收益变现，从而缩短企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机器人是数字化生产的基础，用工业机器人代替工人，回报周期在2年左右。但很多中小企业只敢对回报周期在一年以内的项目做出决策，只有当劳动力成本再上涨一倍或机器人售价再降低一半时，工业机器人才能在中小制造业中得以推广，这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但在碳交易范围不断扩大，碳税预期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企业面临环境成本内生化压力越来越大。购买工业机器人不仅能替代人工产生经济效益，还能实现无人工厂，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工人通勤、餐饮，工厂照明、空调都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节约了企业碳排放成本。回报周期缩短和投资收益率的上升，将坚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决心，加快提升数字经济在工业领域的渗透率。
数字经济和“双碳”交互叠加，创造新业态开启新时代。交通行业已发生深刻变革，开启绿色智慧出行新时代。最初发展新能源汽车，主要是出于环保和减排的考虑。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电动化的汽车自然与数字化耦合在一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通出行。新能源汽车利用数字技术，不断提升智能水平，智慧座舱、自动驾驶等功能日趋成熟，汽车正在从交通工具逐步转变为出行中的智能助手，提供更安全的驾驶服务，更舒适的乘坐体验，更丰富的娱乐享受。
此外，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需要与之匹配的能量储存和传递系统，解决弃风、弃电问题。新能源汽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夜晚和节假日是用电低谷，刚好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可缓解用电低谷期可再生能源电力过剩的问题。展望未来，随着电池能量密度和使用寿命增加，新能源汽车还有可能成为能源的传输工具。下班后的用电低谷期，新能源汽车充满便宜的绿电，上班时再将车接入公司电网，以较高的价格向公司售电。新能源汽车变成了生产工具，熨平了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是实现能源转型的关键环节。
定制化生产正在重塑制造业，开启绿色低碳发展新时代。现代工业为降低成本追求大规模生产，然而随着人们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大量产品销售不出去。发达国家几乎所有消费品行业都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市场需求平均准确率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保持在90%以上，到90年代下降至40%-60%，如今可能不足30%，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传统制造业正面临成本上升和环境压力加大的双重困境。
另一方面，制造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使小批量生产成为可能，阿里巴巴的犀牛工厂已实现100件以内的小订单快速生产，且与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几乎相当。通过数字化销售渠道，可以对消费者需求进行精准描述，并据此设计产品，再通过数字化工厂，实现低成本定制化生产。目前，服装行业已有企业跑通定制化生产模式，韩都衣舍能达到95%的产品售罄率，基本实现了按需生产，极大节约了资源。随着数字经济深化发展，越来越多制造业会像服装行业一样向定制化生产转型。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碳排放强度更低，产品碳足迹更小，更符合未来人们对低碳生活的需求。
金融机构目前仍持有大量高碳行业资产，处置不当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在“巴黎协定”的气候行动框架下，假定全球化石能源需求预计将以每年下降2%的速度递减，预计未来五十年里，全球化石燃料资产的贬值幅度将超过2/3。我国现在有300万亿的信贷总量，但是绿色信贷余额只有12万亿，只有不到4%。据清华绿色金融团队测算，2030年中国煤电企业的贷款违约率可能会从现在的3%左右上升到22%左右。金融机构持有大量高碳行业资产，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越来越大，处置不当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尽早着手应对“双碳”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在不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完成从高碳行业的退出，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和绿色发展的转型。
“双碳”推进、有助于我国摆脱美元霸权体系，维护金融安全。受全球能源转型影响，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舞台”可能将越来越小。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元通过与石油挂钩，巩固了其世界货币的地位，并建立了美元霸权。如今，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多次利用美元霸权制裁中国企业，并威胁要将中国剔除美元货币结算体系。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双碳”目标的推进会逐步降低对石油的需求，也会对市场预期产生重大影响。石油价格进入下行通道会大大削弱美元的影响力，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得机遇。
“双碳”已达成政治共识，具有很高的确定性。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宣布“双碳”目标，言必行，行必果，对全球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重返《巴黎协定》，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希望重新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四年后，即使共和党政府再次当政，若再在气候问题上开倒车，就是破坏全球共识，置人类安危于不顾，道义上站不住脚，经济上也将承受巨大损失。时至今日，“双碳”已成为确定性非常高的趋势，投资者应坚定信心，加大在“双碳”领域的投资布局。
“双碳”投资至少持续到本世纪中叶，资本可实现长期稳定持续的增长。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在2050年完成碳中和，中国计划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距今有30-40年的时间。这三四十年时间内，将掀起一场席卷全球的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资本顺着绿色低碳发展的方向积极布局，就能与新经济、新产业一起成长壮大，持续分享低碳转型带来的红利，获取长期稳定的收益。
大量相关产业仍处于萌芽期，随着“双碳”工作推进，会有越来越多的新产业破土而出，互相迭代，覆盖更广阔的领域。今天的“双碳”犹如十几年前的数字经济，提出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概念，但根本没有应用场景。我们看到的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只是“双碳”产业的冰山一角。
光伏发电将能源的资源属性转变为制造业属性。制造业的特点是随着规模扩大成本会持续下降，未来光伏发电成本会降到极低水平，大量廉价的电可以衍生出许多新兴产业。例如，以极低的成本大规模开展海水淡化，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
“双碳”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出现数字经济中“矛盾”互相迭代的现象，不断衍生出新的产业。数字经济不断向各行业渗透，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产业随之兴起。更高级别的数字经济形态，面临的威胁更复杂，犹如更加锋利的长矛，而负责信息安全的盾也要不断升级，从通讯安全、个人隐私保护、到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安全，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在“双碳”产业中，矛是对环境的威胁，盾是保护环境。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降低了交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新能源汽车要使用电池，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处理不当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现在很多公司在布局新能源电池回收再利用和无害处理技术。可以合理推测，在电池无害处理过程中，又可能产生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需要新的产业，解决这一问题。如此往复，“双碳”产业每一个分支，都会向外迭代扩散，最终互相交织，覆盖更多的领域和行业。因此，对投资人而言，沿着“双碳”这条确定性很高的主线，可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找到大量优质投资机会。
建造绿色基础设施要消耗大量资本。“双碳”的关键是能源转型，用可持续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既要新建大量的光伏、风电、核能电站，还要建设特高压输电网，并将传统电网改造升级为适合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智能电网。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25年之前，中国平均每年需投资3500亿美元推动可再生能源建设，这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投资，需要资本的大力支持。
资本可以推动企业加速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并带动领先清洁技术发展。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一方面依靠国家强制力，出台更严格的环保政策，强制要求企业采用新的清洁技术。但政策具有普适性，只有已经被行业大多数企业都接纳的技术，才会被强制推广，而一些领先的新技术，初期很难找到应用市场。另一方面，资本也是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ESG投资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资本认可，公司加大减碳投资力度，积极推进自身的碳中和会受到资本的认可，可以有效对冲因环保成本上升而造成利润下降对股价的影响。
例如，顺丰采用传统的一次性包装箱成本最低。目前有一种新的包装箱，可循环使用，减少碳排放，但成本比较高，采购会降低公司利润。但顺丰在利润降幅可控的范围内，使用部分可循环包装箱替代一次性包装箱，会增加公司的ESG分数，更多投资人愿意持有顺丰的股票，股价甚至会上涨。顺丰的采购带动了新技术产能的扩长，成本下降可以向更多客户推广，有利于加快领先清洁技术的推广应用。
此外，资本还可以践行积极股东主义，给企业管理层提出绿色发展目标，加速推进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低碳转型。
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和绿色基础设施具有确定的增长预期，是投资布局的优质资产。绿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是未来40年确定性最高的事情，根据可再生能源在2060年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很容易可推算出每年可再生能源的装机数量，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又占据绝对优势，投资龙头企业并长期持有，有望实现较高的投资收益。可再生能源电站具有一定资源属性，新能源央企国企这两年大量跑马圈地，储备了大量优质资源，可择优参与投资。考虑到电站的基础设施属性，此类投资很难有很高的投资收益率，但能保证长期稳定的回报。
中国清洁技术市场处于真空阶段，初创企业仍有不少机会，可开展早期投资。十多年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轮清洁技术投资热潮，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因为西方国家“双碳”进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本世纪初，绿色发展已在社会中形成了较大范围的共识，能源产业、工业企业及其供应商开始着手储备清洁技术，并尝试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初创公司与能源和工业巨头相比，资金和人员都不占优势，研发的产品自然很难找到市场。因此，投资清洁技术初创企业的资本都铩羽而归。当前，中国“双碳”是在政策强力推动下提前启动的，对清洁技术的需求将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国内市场几乎没有成熟的供应商，无论能源企业还是大型工业企业，都没有在清洁技术，特别是减碳技术方面做系统性布局，初创企业凭借灵活的机制和高效率，大概率会从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这对早期投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重点关注“双碳”与数字经济结合的领域，寻找下一个万亿级行业的投资机会。“双碳”与数字经济不是简单的“物理结合”，有时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诞生出全新的万亿级赛道。发生“化学反应”的前提条件是，“双碳”的核心与数字化的核心相碰撞，并彻底颠覆现有行业。“双碳”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数字化的核心是智能化，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二者完美结合，并重新定义了汽车行业。按照这个标准耐心寻找，随着“双碳”和数字经济发展，一定会找到第二个，第三个万亿级行业的投资机会。
提前研究碳交易及其衍生出的碳资产，也许将成为下一个重要的资产种类。虽然中国的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刚刚启动，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碳交易的日趋成熟，会不断衍生出新的资产，碳汇、碳期权、碳期货等。碳交易市场的繁荣是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一步，预期与之相关的碳资产将具有越来越强的金融资产属性。从欧洲经验来看，碳资产价格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中国市场刚刚建立，投资机构应加强研究，积极参与碳市场，丰富资产配置，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做出贡献。
加强对清洁技术商业化进程的研究分析，寻找合适的投资时点。清洁技术商业化落地有两个驱动力，一个是政府的政策推动，但这个力量一般比较滞后。还有一个是下游企业自发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而产生的需求，这要结合企业ESG实践情况以及背后资本的推动力量。考虑一家清洁技术公司，如果其下游客户是香港上市公司，因为国际资本更关注企业的ESG表现，即使该技术仍处于商业化早期阶段，企业也有动力采购并积极使用，投资人可以考虑投资。但若其下游客户是传统行业，转型意识较弱，股东中也没有关注ESG的机构，或也可以等到国家出台相应强制性政策后，再考虑投资。
坚持用系统性方法进行分析决策，跳出“双碳”看“双碳”。中国政府以“双碳”目标倒逼改革，在发展方式、能源结构、社会观念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投资人要从全局视角观察系统性变革的情况，包括能源改革进展的情况，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度，社会观念变化的速度等等，这些因素对“双碳”投资非常重要。
还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仅仅从“双碳”角度考虑，应投资生产A0级（小型车）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因为此类车型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快，对快速推进减排作用最显著。
事实上生产A0车型的初创企业大多都失败了，用系统化的思路分析就能发现其中的逻辑错误。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仍以化石燃料为绝对主导，电动车充电绝大多数源自化石燃料发电而非绿电，短期内电动车数量快速增加对减排贡献有限。中国大多数民众也还未形成低碳生活的理念，购买电动车并不是为了环保，而是综合成本比汽油车更便宜。但前两年动力电池仍处在上量阶段，成本很高，要控制整车成本，只能牺牲续航里程和其他一些功能，导致舒适性和体验性很差。
因此，走低端电动车路线为数不多的成功企业是五凌荣光，因为它卖的是生产工具，而不是消费品。以特斯拉、蔚来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定位于高端车型，在电动化基础上大力发展智能化，提升用户体验，成功吸引了高端客户。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电池成本的下降，逐步降价进入下沉市场。
未来五到十年，人们将普遍形成低碳生活的习惯，电动车将彻底取代燃油车，而造车新势力依靠先发优势建立的品牌，预期将占有主要的市场份额，成为汽车行业转型过程中最大的赢家。投资人只有站得够高，看得够远，才能理清“双碳”领域互相交织的复杂情况，对投资机会做出全面系统的分析，投出真正的好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