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眼：我们应该用广义的总部概念来理解广州的总部经济，就是说，2017年广州市所规划的500家企业总部不应该只是理解成为企业注册地在广州，而应该是形式多样化的企业总部，才符合广州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企业总部的一大特征就是各种资源的聚集，作为省会城市，广州完全有条件做到把企业总部运作所需要的各种要素资源集中起来，这是第一步。资源集中起来后必须要有机制让这些资源得以排列组合和互动，从而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最近，广州市政府提出，到2017年落户总部企业要超过500家，而目前广州市的总部企业只有328家，属于世界500强的企业只有2家。换言之，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广州市的总部经济需要得到大发展，难度不可谓不大。近年来，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推动总部经济的发展，开始时提的是大力引进世界500强的外资企业，而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内需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断上升，地方政府不再专门提总部企业的外资属性。也就是说，广州发展的总部经济的企业来源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民营企业了，当然外资企业总部要进驻广州，我们也是举双手赞成，可是我认为广州市总部经济工作的重点依然还是针对民营企业而展开，这也符合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拉动内需市场的总体思想。

有人会说，相对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而言，民企的规模和实力有限，即使总部落户广州，对广州经济的帮助也有限，这就需要有耐心和远见了。1998年9月Google就是由两位年轻人创立的，谁也想不到这家公司在2014年居然击败苹果公司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品牌。如果广州作为总部经济中心能够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创业孵化环境，何愁若干年后这些企业不会长成“参天大树”，跻身世界500强的行列？可见，328家也好，500家也罢，市政府提出总部企业的规划并无不妥，但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广州如何助力总部企业成长，而不是单纯追求总部经济能够给广州带来什么好处，或者说有多少家上榜世界500强的排名。

地方政府关注总部经济成长，还有一个考虑是税收因素。按照我国现行的税制，企业所得税是按照总部所在地缴纳的，换言之，只要总部在广州，即使其分支机构、生产制造部门遍布全国各地，最终还是在广州缴纳企业所得税；还有，企业总部所在地还会带来高端人才、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客户资源的集聚，这反过来又助推当地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升级和发展。当然，这里也有值得斟酌之处，就是何谓企业总部？以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为例，即使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愿意落户琶洲，打造微信总部大厦、阿里巴巴华南运营总部，可是我们难以想象相关的互联网巨头会把企业注册总部从杭州、深圳迁移到广州，因此，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企业总部，不一定指企业的注册地，也可以指企业的区域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营销总部、投融资总部等。换言之，我们应该用广义的总部概念来理解广州的总部经济，就是说，2017年广州市所规划的500家企业总部不应该只是理解成为企业注册地在广州，而应该是形式多样化的企业总部，才符合广州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广州历史上属于中国的边陲地带，可是微妙之处在于，19世纪西方列强曾经视广州为进入中国的门户，而从我国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进程看，广州一直以来就是把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进行有机结合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因此，广州要在作为企业注册地意义上的总部经济的发展方面赶上或者超过作为政治首都的北京以及经济中心的上海都显得有心无力，可是广州作为机制体制创新的最活跃城市，广州完全有条件在商业模式、融资模式、营销模式等创新上成为民营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孵化基地和支持平台，这就是广州所要打造的广义的、多元化的总部经济中心的意义所在。

广州该如何建设多元化的总部经济中心？事实上，企业总部的一大特征就是各种资源的聚集，作为省会城市，广州完全有条件做到把企业总部运作所需要的各种要素资源集中起来，这是第一步。资源集中起来后必须要有机制让这些资源得以排列组合和互动，从而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相当于最好的食材具备了，要作出好菜，还必须要有好的厨师把各种食材作出最佳的搭配，同时还要有火候，这就是广东人所说的“锅气”，这里所说的搭配方式以及“锅气”其实讲的就是广州鼓励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新和业务拓展的软硬环境，包括发达的基建设施、政府执法水平和治理水平、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等。在这方面，广东自贸区已经正在进行外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相信无论是对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来说都是充满期待的事情。而南沙自贸片区作为综合试验区，其在机制体制创新的力度越大，越能够显示广州在城市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其作为企业总部的吸引力就越大。

另外，要发展总部经济，广州还需要探讨本土总部企业与外资总部企业乃至国企总部企业的相关关系。随着O2O商业模式快速发展，各种企业的收购兼并或者结成商业联盟的事件会层出不穷，例如阿里巴巴入股苏宁云商，滴滴专车和快的打车的合并等既推动了线上、线下市场资源的一体化，也加速了人们消费模式的转变，这里会产生众多新市场业态、新企业主体，不排除昔日的竞争对手会变成合作伙伴，联手组建新的企业主体，拓展全新的市场疆域，而广州完全有条件成为上述新企业主体的总部所在地，同时也倒逼广州市的政府部门和业界人士不断研究“互联网+”背景下各种新产业、新的消费模式和新技术，并为其提供融资、专利、孵化等各种支持服务。

作者为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